其实现在人还在古城的一个咖啡馆，只是很有冲动要把刚刚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免得将来一懒惰就忘掉了。

古城的文昌宫，供奉的主神是文昌帝君，始建于雍正元年。其实就形制、年代而言，在中国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古迹。而实际上，这个文昌宫也确实挺冷清，没什么人去。就建筑与雕塑来说，殊无奇特与美感可言。

但是若考虑到其时代背景，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文昌宫的修建，始于雍正元年，这时是丽江“改土归流”的首任流官任内。所谓“改土归流”，是清代解决西南民族地区治理问题的重要政策。“土”即土司，是清代以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首领，一般都是世袭，对内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对外则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就称臣纳贡，中原王朝衰弱、战乱时就完全独立。但即使在称臣纳贡时，也绝不让中原王朝染指自己的内部统治。土司制度大概自元代将西南纳入领土范围开始，直至清代初期。在这阶段，中原王朝对于西南地区，除了汉族较多的通衢大邑（如昆明）以外，只有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很不稳定。

清代，自康熙至乾隆，历三代君主，在这里刚柔并济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流”即流官，也就是如同中原地区那样，由朝廷任命官员赴任地方，任满后或升或调，另外再派新官到任。“改土归流”实际上就是用中原的治理制度统治西南边陲，将名义主权变为实际主权。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杀戮，如对大小金川的藏区的战争，近乎灭族。当然在丽江而言，这个过程是平和的。

“改土归流”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常，对今天中国疆界的形成也是意义重大，若不是这一政策的成功，很难想象清末到49年这段战乱时期，西南地区将落入谁手。而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云南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既得对外开放之利，又成功地保留着“中国”的认同，到抗战时能够成为后方重镇，追根溯源，不能不感念“改土归流”政策的功绩。

说了这么多“改土归流”，那么丽江的文昌宫跟这个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吗？在我看来，文昌宫是丽江“改土归流”的象征，不仅是时间点上，而且在文昌帝君这个神祗的选择上，也可以想见当时中原王朝的考虑。

文昌帝君俗称“文曲星”，主文化与功名之神，是道教与儒家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中原神祗。在“改土归流”之初，设立一个中原神祗在边陲小镇，当然可以想见是希望建立一种文化认同。但我觉得这仅是很粗浅的一层含义。

为什么是文昌帝君？中原神祗成千上万，为什么不选择比文昌更流行的，比如城隍和土地，或者比文昌更“高级”的如“三清”、玉帝？我想这与文昌的主司有关。文昌对于汉人来说，其意义（或曰“功能”）主要体现在科举与功名上。科举到了清代已经发展到最顶峰，成为文官的几乎唯一选拔途径，是无数寒门寄寓飞黄腾达的梦想的唯一选择，甚至可以说，科举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那么把一个主司科举的神的庙宇作为首任流官所建的第一个官方宗教场所，这就意味着，朝廷不仅是要派流官来治理这里，也希望把本地精英纳入科举制度，让他们成为巩固地方治理的帮助，不让他们遗落在野，变成潜在的威胁。具体实施上，就是要在“改土归流”的地方重视文教，以中原文化“化”这些“蛮夷”。事实上，丽江地区的纳西族确实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对汉族文化的吸纳也很多（然而并没有让他们丧失本民族的认同）。这可以算是在此供奉文昌帝君的深层含义。

那么在深入想一下，为什么是供奉文昌帝君，而不是供奉孔子呢？为什么不在此建立孔庙的？诚然在中原地区，对孔子的崇拜在功能上也含有希望保佑科举成功的意思，或者说单从这一点来说，孔子与文昌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我们要想到，这里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官方如果强行引进一个汉族的至圣先师作为官方崇拜对象，在文化上的殖民目的就未免太明显了，而且也容易让对方产生反感——我凭什么敬礼你的先贤？孔子虽然被“神格化”，但毕竟不能说他是“神”，而文昌虽然也是汉族神祗，但毕竟属于正儿八经的“神”，本地人对于神灵总是会表示尊重的。因此，舍孔子而取文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见，清政府在“改土归流”的实行上，真可谓煞费苦心，而终于成就了了不起的功业。文昌宫可以算是一个见证吧。